后来《北京青年报》记者答应帮助他们，并开始通过司法部网站找可以做亲子鉴定的社会机构。记者找了不只一家鉴定机构，对方一昕是给一个已经结案的案子做鉴定，样本又只是些散落的骸骨，都以鉴定难度太大为由推托了，直到最后联系上华大方瑞。

邓亚军没怎么犹豫就决定接下这起委托一一在当时的DNA鉴定行业里，骨骨各属于疑难检材，鉴定人员很少碰到这样的委托，算是个不小的挑战，不过这个案子本身的曲折性对有过现场法医经验的邓亚军也很有吸引力，既然现场发现了遗骨，尽管困难但还是有可能通过DNA鉴定确定其身份。

《北京青年报》记者告诉邓亚军，过几天他就将前往平舆采访，可以带回骸骨来做鉴定。考虑到还需要亲属的样本才能完成鉴定，邓亚军决定与记者一起前往河南。

随后，邓亚军收到厚厚一摞委托书，都是平舆杀人案中失踪孩子的母亲亲笔写来的，一共有21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