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子关系事件既然以人类社会生活基本的身份关系之确定为目的，为赋予判决之对世效，必须尽可能的基于客观资料发现真实②，采取真实发现主义。甲说基于上述立场，认为亲子关系诉讼应贯彻实体真实之发现，不能仅因当事人拒不从勘验命令，即拟制他造之事实为正当。然而，学者指出自由心证说的前提，应以尚有其他证据可资证明亲子血缘，否则若坚持追求实体的真实，却又不对拒绝协助勘验之当事人施加制裁，即容易造成发现真实手段的欠缺。因而认为人事诉讼采取实体真实发现主义，为贯彻该原则，自应尽可能搜集质高量多的事证资料，作为裁判基础。血缘鉴定此种科学性证明，具有高度之证据价值及证明力，如任由当事人拒绝协助以致裁判过程无从取得该资料，使心证形成过程遗漏该重要证据，将难以达成真实发现之目标。因为既然要求实体真实之发现，其待证事实所需之证明程度可能较高，在此种证明程度之下，又无当事人拒绝协助勘验即可直接推认父子关系存在之经验法则，将难以该全辩论意旨推认待证事实。

相反地，乙说则认为若相对人不配合为血缘鉴定，可以援用《民事诉讼法》上有关元正当理由不从提出文书之命的规定，法院径认他造关于父子关系存否之主张为真实。其理由在于，倘不为如此之认定，显然无法确定子女之真实身份。然而上述《民事诉讼法》第345条及第362条之规定系以辩论主义为其法理依据，人事诉讼上不仅排除或限制辩论主义的适用，更要求高于一般诉讼的证明程度。依准用者，得准用者准用之;不得准用者，不得准用之的法理，上述规定得否一体援用，必须视亲子关系诉讼上的勘验协力义务与该规定(文书提出义务)的性质与内容是否类似，始得于必要的范围内比附援引，发生法律效果①。亦即，其法理依据何在，颇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