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依本条立法之原意在于透过DNA数据库之比对，协助民事上亲子血缘之搜寻，譬如失踪儿童寻找生父生母或元名尸体之比对等，亦即，在没有比对的特定对象下，透过主管机关建立之DNA数据库之搜寻比对，来协助确认身份。而不是在己有特定的比对对象下，为了确认某两个特定人间是否具有亲子关系之情形。盖前者之数据库功能属主管机关所独占，因此，有必要明确立法规范赋予法律依据来使用数据库之档案，而后者只是一般技术层面之DNA采样鉴定比对而已一并非主管机关所独占之功能或技术。接诸目前民事法院有关亲子关系争讼案件，绝大部分的DNA亲子鉴定均由民间医院进行，并未由专职刑案鉴定的刑事警察局负责①。是故，若依本条例第9条所规定之得请求自愿自费采样，将使实际负责执行DNA建档之机关，即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不得不依当事人之请求而进行DNA鉴定，如此，势必使原本以刑案鉴定为主的鉴定单位，又因此多了民事上之案件，对于原本案件量已属惊人的实验室，无异于雪上加霜，对具有专职功能的实验室而言，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所以，理想的情况应该是，第9条之规定为私法上案件对于DNA数据库使用之法律依据，至于是否志愿自费接受采样，则由当事人依其自由意思，自行至各大医院接受DNA采样分析即可②。如果进一步需要搜寻比对DNA数据库时，依本条向主管机关申请比对即可。如此不仅可以达成立法目的之要求，更可将现行有限之资源专责应用于打击犯罪之层面。因此，第9条第1项或可修正为为寻找或确定血缘关系之血亲者，得将DNA纪录交付主管机关请求协助比对DNA数据库档案。然而无可讳言的，依目前情况，DNA档案数据库并非为一中性的数据库，而是专门储存性犯罪或重大暴力犯罪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DNA纪录的数据库，是故，如欲达成立法目的上所要求之程度，势必等到将来有一天全民DNA档案建立之后，方能发挥本数据库在民事上搜寻生父、生母或失踪儿童的功能，现阶段恐难发挥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