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去氧核糖核酸采样条例》第1条立法目的及第9条自愿自费请求采样之规定，主要目的在于透过DNA数据库之比对搜寻，确定私法上亲子血缘关系之存否及协助寻找失踪人口等，此原应为本条例之一大特色，惟撰其规定，尚难达到其立法目的之要求，最大主因在于法院虽将DNA亲子鉴定作为最主要的证据方法，但如当事人不愿配合鉴定时，则亲子关系即无法确定。因此，外国立法例中不乏赋予亲子关系诉讼当事人有协助配合鉴定之义务，无正当理由拒绝者，得为间接强制促其履行义务，甚至有命令直接强制者。本条例如能增加此一确保真实亲子关系解明之构造，将更有助于其立法目的之实现。

如前章所述，依据亲子关系的科学鉴定，可以百分之百地排除虚伪亲子关系的存在，而肯定亲子关系之存在的几率，依DNA鉴定亦可达到999毛以上。从而，依照各种间接事实加以推认主要事实(父子关系存否) 的方式，必然受到结构性的改变。

申言之，过去诉讼上欲证明父子关系的存在与否，系依循民法上相同的思考模式:一方面依据事实上的盖然性(医学上的统计);另一方面则信凭婚姻道德，亲子生活等社会事实。此种着重外观要素来决定亲子关系的证明方式，除了真实性的要求外，尚有身份关系安定性以及保护子女的考量。但以DNA亲子鉴定挟其高度的正确性而成为亲子事件中常见的证据方法时，是否为立法者所未曾预料而造成法律天秤的失衡?法律上的亲子关系与科学上的亲子关系的关系又是如何?亲子关系事件面对此种改变，是否得挥别过去认定事实的方式，仅依DNA血缘鉴定即可?在讨论DNA鉴定于亲子关系证明的相关问题之前，必须先了解DNA的特征，运用DNA鉴定于亲子关系事件如何兼顾个人隐私权的保护等议题。